在“生命的幽深處”游弋——陳思和《從廣場到崗位》讀后

　　原標題：在“生命的幽深處”游弋——陳思和《從廣場到崗位》讀后

　　■ 王宏圖

　　時光荏苒，陳思和老師迄今已在大學從教42年了。恰逢其時，他的新著《從廣場到崗位》新鮮出爐。乍看書名，人們會以為它是一本舊作新編，“廣場”“崗位”這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耳熟能詳的概念，早在1993年便由他在《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中提出，它對20世紀以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發展軌跡作了極富原創性的闡釋；盡管爭議頻現，但已成為相關領域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話題。但細讀全書后發現，它全然不是將以前論文加以輯集改編，而是一部新寫的著作。更為引人矚目的是，它拋棄了論著或論文寫作的固有模式，采用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體，以自我言說的方式將以往數十年間提出的諸多關鍵語詞作一番細密的梳理，在回瞻其萌芽、生成、發展的軌跡中重新作一番整體性的闡述。思和師計劃寫作六本，如今面世的《從廣場到崗位》則是這一系列著述的第一本。

　　全書除開場白和結語外，分為五個單元，作者詳盡翔實地展現了“廣場”“崗位”等詞語浮現的具體歷史場域，并以晚清以來知識界的發展大勢與流變為背景，追溯了其形成的內在理路，其間滲透著鮮明的個人化思考與情感體悟。因而這部新作的很多段落帶有回憶錄的色調，只不過它不是聚焦個人的生活事件，而是其精神發展成長的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部理論形態的個人回憶錄，前些年錢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傳》與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對個人生活的描述占據了更多的篇幅。

　　《從廣場到崗位》是一部相當奇特的文本。從外觀看，它采用作者口述方式，帶有相當口語化的色彩和鮮明的現場感，行文流暢明晰，罕有晦澀難解之處。由于全書插入了作者本人和其他學人先前與論題相關的諸多文字，它便不再是一個單一層面的文本，而與那些文本交叉、重疊、折射、擴展，乃至程度不一的反思與修正。它仿佛成了一部蘊含著多視角多聲部講述、聲辯、駁詰的復合文本，思和師不僅和自己，還與朋輩友人以及先賢進行嚴肅的對話，在當下全新的時代氛圍中拓展、深化著已有的精神空間。

　　回顧以往的治學經歷，思和師在書中如此夫子自道：“我在20世紀90年代研究文學史理論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把這項研究工作視為一種實驗。我不是事先周密設計了一套理論體系，然后去著書立說。我幾乎都是用單篇論文的形式探討文學史理論關鍵詞的各種可能性。”學術研究就其本義而言就是一項探索未知的智力冒險，如果答案一清二楚地放在眼前，又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呢？這種拾人牙慧的研究又會有什么價值呢！作者在書中論及李長之對五四精神的批評時，引用了他提出的“生命的幽深處”這一措辭。李長之先生的這一提法對思和師的研究曾產生過重大影響，他漸漸領悟到，“而所謂‘生命的幽深處’恰恰是我們長期缺乏關注、視而不見的新的研究空間。文學史上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幽暗深邃的空間，正是需要我們去探幽尋勝、有所發現的。”

　　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于新興的理論名詞話語習慣于吹毛求疵，難以容忍有一丁點粗陋、不完美之處。他們期盼的是一個盡善盡美的論述框架，層層遞進、形成閉環完美的論證。但它貌似無懈可擊，其實阻斷了思想進一步深化、開拓的可能性。思和師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許多關鍵詞術語（例如“民間”“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無名”與“共名”以及“新文學發展整體觀”等）自問世以來，經常被人指斥為存在著含義不清、邊界不明、態度曖昧等缺陷。熟悉思和師的人都知道，他從來都不是從一個先定的概念框架出發展開論述，而是通過對個別、具體的問題研究，不斷開辟出新的研究空間，抽繹出新的理論解釋。而上述那些貶義語展示的恰恰是他探索、思考時的真實情狀，是對說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的幽深處”的碰觸。自然，思和師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努力“通過解讀一系列創作文本，不斷地充實和豐富關鍵詞內涵，使關鍵詞逐步顯現出自身的豐富性和多義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生命的幽深處總潛藏著未知的機理、脈絡，它永遠等待有心人進一步的探索，而思和師正是這樣一個目光敏銳犀利的有心人。對于廣場、崗位這類關鍵詞，思和師的這本新著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闡釋，將先前被遮蔽的隱微層面曝光于世。

　　在此，我想起穆旦當年寫下的詩句，它們向生命的幽深處投上深情的一瞥：

　　靜靜地，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沉迷。

　　而這一“生命的幽深處”不僅僅存于業已逝去的往昔歲月中，它更遍布于當下的時空、在周圍熱氣沸騰的生活之流中。無論是對“廣場”“崗位”等術語的闡發與辨析，還是對其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話語構架的搭建，思和師孜孜以求的并不僅僅是純學術的探究，更多的是通過理論話語的闡釋，表達自身在當下的生命體悟與感受，表達一個知識者在時代巨大的變革潮流中精神上的探究與回應。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在談及《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一書時曾坦言：“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都會成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學研究雖然不同于文學創作，但在冷靜的學術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熱情支持。”不難發現，30余年前他對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戰斗精神”“現代戰斗意識”和“懺悔意識”等論題的闡發中秉持的學術激情和現實關懷，沿續到了今天，也成為《從廣場到崗位》一書的主基調。它映射出百余年來中國知識者精神追求與上下求索的軌跡與傳統，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并激發人們勇敢地勘察邁向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