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飲食中的器與道

　　原標題：日用飲食中的器與道

　　《名物研究十二題》 揚之水 著 中華書局

　　心字金釵 安徽潛山余井宋墓出土 圖片選自《名物研究十二題》

　　香佩 常州武進村前鄉南宋五號墓出土 圖片選自《名物研究十二題》

　　《秋庭戲嬰圖》（局部）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選自《名物研究十二題》

　　【讀書者說】

　　多年之前，揚之水曾為自己策劃過一本書，題作“臨安士人的一天：南宋日常生活二十三事”，“所舉二十三事，每一事均有其事所必用之物，且事中有事，物中有物，物則源自文獻、實物、圖像之互證，即言必有據，物必有證，并有若干生活場景之復原。挽千絲萬縷入一日，而使它眉目清晰，條理分明，瑣細處皆有耳聞目見之親切”。單看構想，足以引人入勝，選題也為中華書局接受，但至今未能面世。揚之水自謙“總以為準備尚不夠充分”，“大概最終是要放棄了”。好在經過一番仔細揀選修訂，近期終于推出這冊《名物研究十二題》的自選集，聊可望梅。

　　書中所收十二篇，從標題看，已經涵蓋唐宋時人生活細節的方方面面：《唐宋時代的床和桌》《隱幾與養和》《宋代花瓶》寫家居陳設，《龍涎真品與龍涎香品》《琉璃瓶與薔薇水》寫香，《兩宋茶事》寫茶，《罰觥與勸盞》寫酒，《〈春游晚歸圖〉細讀》寫出行，《從孩兒詩到百子圖》寫兒童，《金釵斜戴宜春勝》寫女子、寫時令節物，《一物，一詩，一幅畫——浙江故事的細節閱讀》寫士人服飾……大量圖像、實物資料，諸多被文物、文獻還原的吃穿用度細節，一點一滴構建起逐步接近真實的唐宋時期生活場景。

　　對詩中“物”的推源溯流

　　最初讀到這些文章，很嘆服揚之水細致敏銳的觀察力和強大的資料整合功力。比如《從孩兒詩到百子圖》中，談及人們熟知的蘇漢臣《秋庭戲嬰圖》：“身穿羅衫的一對姐弟全神貫注于推棗磨的游戲占據了畫面中心，而另一端坐墩上擺著的小物件同樣是畫家一絲不茍的安排。一對漆罐，當是棋子盒。一座小小的玲瓏寶塔，則為當時的小兒玩具。宋人話本《山亭兒》中提到它，道是：‘合哥挑著兩個土袋，搋著二三百錢，來焦吉莊里，問焦吉上行些個山亭兒，揀幾個物事，喚作：山亭兒，庵兒，寶塔兒，石橋兒，屏風兒，人物兒。’山亭兒，便是這一類玩具的總稱，而這里的一件，應喚作‘寶塔兒’。故宮博物院藏一幅宋人《小庭嬰戲圖》，圖中滾落在地上的，也是這樣一件。鎮江古城宋元泥塑作坊遺址出土的‘陶樓’，則是山亭兒的實物。”《萬秀娘仇報山亭兒》是《警世通言》中人們熟知的小說，常人卻很難想到其間能有這樣的勾連，圖像、文獻、實物完美互證。比如《琉璃瓶與薔薇水》：“河南鞏義北宋皇陵的陵前多塑有客使雕像，客使手中通常捧著各式貢品。宋仁宗永昭陵陵前一尊客使像手捧一個高頸圓腹瓶，瓶的式樣與定州和無為出土的玻璃瓶幾乎完全相同，如果說這是盛著薔薇水的琉璃瓶，應沒有太多的疑問。”揚之水結論雖然下得小心翼翼，有實物有圖像，卻讓人不由不信。還有《〈春游晚歸圖〉細讀》中，揚之水說圖中“交椅更有一個特別之處，即靠背上端連著一柄荷葉托，即所謂‘太師樣’（張端義《貴耳集》卷下）”，接著引王明清《揮麈錄》“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于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為荷葉，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為諸公制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備焉，莫不嘆服而謝之。今達宦者皆用之，蓋始于此”，道明此物創制原委。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居然能從浩瀚資料中打撈出來并準確對接，非慧眼不可。芥豆之微的花盆，也能寫得文情搖曳：“花盆的古雅之稱有方斛。黃公度《方斛石菖蒲》：‘勺水回環含淺清，寸莖蒼翠冠崢嶸。扁舟浮玉山前過，想見江湖萬里情。’所詠‘方斛’，也為花盆之屬。所謂‘斛’，原是量器，即十斗為斛，此便以花盆造型如斗而假以方斛之名。故宮博物院藏一件宋三彩刻花枕，枕面圖案中心畫一叢翠竹，翠竹兩邊各一個底端花頭足的花盆，盆里各開著一大朵牡丹花。山東博物館藏出自德州窯的綠釉方盆，恰與此對花盆式樣相同。若為這一類方盆冠以雅稱，‘方斛’便正好合式。”物中有畫，畫中有物，物物相證，毫厘不爽。凡此種種，文物、繪畫、經史、小說、筆記、詩歌……萬物齊聚毫端，無不驅使自如。文物因文獻而生機復活，文獻因文物而立體形象，舊時生活的諸種真實細節，如長河浪花，都奔來眼底。

　　揚之水自稱“收入此編的一束文字，大部分寫于本世紀最初的十年，亦即我一生中創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時期”。但這些文章寫成發表后，并沒有束之高閣，她一直在修訂，多年來四處奔走看展，每有新材料新心得，即時增補，不斷更新。書中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結論對當下仍有現實意義。如《唐宋時代的床和桌》說：“唐代是低型家具與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盤腿坐與垂足坐并行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家具中，最為特殊的一類是所謂‘床’，換句話說，即床的概念變得格外寬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撐者，不論置物、坐人，或用來睡臥，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平居宴飲時用為坐具的床，形制與臥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不過陳放的場合及附加的陳設不同而已。”這篇文章最初發表于2005年，種種論斷，雖然現在已成學界共識，但仔細閱讀此文及相關論文，至少不會對李白“床前明月光”的詩句，產生“胡床”或者“井床”的誤解。又如《宮妝變盡尚娉婷：毛女故事圖考》，言及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中發現的遼代繪畫，一般被稱為“采芝圖”或“神農采藥圖”，但所謂“神農”所謂“仙女”，其實都是“毛女”。這個結論也還沒有被廣泛注意。《兩宋茶事》中“關于茶角：兼及宋代郵遞二三事”一節所揭示的“茶角”與包裹、郵遞的關系，也許可以為解釋《水滸傳》中眾說紛紜的“兩角酒”提供一些新啟示。

　　抉發“物”中折射的文心文事

　　當然，揚之水的學術目標并不局限于這一事一物的瑣細考證。她曾說：“我的理想是用名物學建構一個新的敘事系統，此中包含著文學、歷史、文物、考古等學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詩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發‘物’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意在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從生活用具的沿革中發現隱含其內的歷史脈絡，以期即小見大。”

　　《宋代花瓶》結尾，揚之水總結：“總之，鮮花插瓶不是中土固有的習俗，而瓶花最早是以裝飾紋樣率先出現在藝術品中，它與佛教相依在中土傳播，走了很遠的路，從魏晉直到南北朝，從西域一直到中原，到南方。瓶花雖然作為紋飾很早就是藝術形象中為人所熟悉的題材，而‘花瓶’一詞的出現，特別是有了人們普遍認可的固定樣式，卻是很晚的事，大約可以推定是在北宋中晚期。如果把對它的敘事分作兩個不同語匯的系統，那么可以說一個是實物的，其中包括各種圖像；一個是文獻的，其中包括詩詞歌賦。”揚之水認為，在以實物為語匯的敘事系統中，瓶花是從魏晉南北朝而隋唐，而兩宋，直到元明清的一段始終不斷的繁榮史。而在以文獻為語匯的敘事系統中，花瓶是從晚唐五代開始進入賞愛品鑒的視野，直到兩宋才成為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裝點，由此而發展成為典麗精致的生活藝術。至于兩套敘事系統的合流，則完成于宋代，并且自此以后開始沿著共同的走向，向著豐滿一途發展。一段結語，可看作一部瓶花小史。

　　在《唐宋時代的床和桌》開頭，揚之水寫道：“由席坐而轉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國家具發展史中的一次大變革，雖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會生活中引起的變化卻很大，比如觀念，比如生活習俗乃至禮俗種種，甚至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一番變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經過了一個持久的過渡。”“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東傳而為席坐時代穩定成熟的家具形制帶來了若干變革的因素，而此前已經出現的來自西域的胡床，更成家具變化中一個特別有生命力的生長點。”寥寥幾句論述，都具有宏闊的歷史視野。《引言》中也專門提到，這篇文章的寫作，是在孫機先生的教誨下，“努力貼近歷史發展主線的一次嘗試”。

　　《龍涎真品與龍涎香品》講完“中興復古”香的實物與文獻互相印證之后，接著談道：“‘中興復古’‘中興恢復’，原是南渡后‘行在’君臣的情結，在臣，見于詩篇和章奏；在君，也時或糾結于內心，實則卻是史論所謂‘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錢塘遺事》卷二），直到宋亡也沒有這樣的歷史機遇。三朝內家香品以‘中興復古’為飾，未知制為佩帶是否也有‘佩弦’‘佩韋’之類的惕厲之意，但無論如何，它總是香史中一件難得的濡染若干歷史風云的實證。”由此可見，識物與鑒史熔為一爐。

　　從上述這些努力中，我們可以說，揚之水給自己制定的學術目標，已經實現。值得一提的，是全書的《引言》。這是一篇揚之水的學術總結，沿著沈從文、孫機等先生開創的研究之路，界定厘清了“名物”概念和沿革，通過自己近30年篳路藍縷式的嘔心寫作，摸索出了詳盡的研究方法，探明了今后的方向與目標。雖然每篇論文的寫作都需要靈感觸發，但整個學科的構建成立，不能是散點偶發式的，需要系統籌劃，更需要艱辛的努力——這些努力，終于使得“名物學”在今天占有一席之地。

　　使退出記憶的斷簡殘編復活

　　揚之水寫日記的習慣已經保持多年。每篇論文的寫作緣起經過，日記都有記述，《引言》也多有引述，有心讀者可以一窺堂奧。如記錄《罰觥與勸盞》一篇的寫作過程：2007年9月23日動筆，5天后即初具規模，請孫先生指點。又幾日后，“忽然開通思路，有了重大發現”，“一下子打開了關鈕”，“由‘觥籌交錯’又解開了一個結，問題更明朗化了，真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定稿后再請孫先生審閱，孫先生回信：“從本質上講，所謂‘名’者，即文獻記載，主要用以說明其社會功能；‘物’者，即具體器物，用以說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論社會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著歷史的腳步在不斷變化。這是兩條運動著的線，它們同時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雙手并彈。既看到風俗習慣的發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進。二者互為因果，互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這樣，問題就能說清，說得透，作者的文筆也自然而隨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們記憶的斷簡殘編也活了。這就是真正的名物學。”這些珍貴記錄，不僅可以讓人想見當年揚之水孜矻琢磨的情形，想見孫機先生長者教誨的風采，更可從這凝滯開悟過程中獲得無數的教益。

　　我曾經跟隨揚之水先生學習。記得一次讀《詩經·天保》，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九如”的辭藻和氣勢，以及厚重的頌禱祝福之意。她卻說：“這首詩里有恒常之美，而真正教人喜歡的是‘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曾分別請李零和傅申為我手書‘日用飲食之舍’，又請人制了一方‘日用飲食’之印，常鈐在手抄的菜單上。”揚之水在《引言》中認為，“今天的名物研究應有著古典趣味之外的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觀照。”古人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說“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器”與“道”的統一，向來是更高一級的哲學追求。作者對“名物”的孜孜研究，也自另有一番出世入世的深意在，只是已不足為外人道。

　　（作者：廉萍，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