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中國，熔鑄華夏——讀《許倬云學術著作集》

　　原標題：形塑中國，熔鑄華夏——讀《許倬云學術著作集》

　　《許倬云學術著作集》 許倬云著 楊博 程農 張鳴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出版

　　■楊博

　　2024年夏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新版《許倬云學術著作集》（六卷本）。正如許先生在《總序》中指出的那樣，從《西周史》《形塑中國》到《漢代農業》，雖然成書次序有先后，但這三部著作卻是聯結為一的。其中，《西周史》《形塑中國》敘述古代中國自西周建立封建制度以來，經過春秋、戰國列國并存的階段，終于經過秦、漢而實現大一統。這一宏闊的歷史進程，先聚后散，然后又再行拼合，最終凝聚成為東亞的大一統國家。在此階段的中國，政制統一。《漢代農業》又接續陳述了整個過程中經濟因素的成分及其融合。最終，中國發展出世界上最早的“精耕細作式農業”，先民們將農舍工業與農業的收獲相結合，凝聚為以農業產品為商品的交換經濟。這是經濟、社會兩方面的整合，與國家治理互相配合，進而熔鑄為一個巨大的共同體。六卷本中的另外三本，《水擊三千》《熔鑄華夏》以及《我者與他者》，其主旨也正是澄清上述巨大“共同體”的形塑過程，以及各個構成單元之間的互相依存。前三部側重于時間軸線上的進程，而后三部則著力在平面發展上的“互聯性”。整套著作集都是從政治思想、文化轉型、經濟結構多個角度，見證周、秦、漢“天下秩序”的形塑過程，讀懂“何以華夏”，“何以中國”。

　　“形塑中國”的理念，許倬云先生念茲在茲。受許先生和三聯書店委托，筆者有幸重譯了《形塑中國：春秋、戰國間的文化聚合》，在工作過程中，深感“形塑中國”似乎是理解許先生學術思想的一條主線。

　　華夏民族的文化聚合

　　許倬云選取“西周”作為描繪“何以中國”這一宏闊畫卷的開端，深具遠見卓識。書中也不乏對“華夏”理念形成過程的深入探討。在《形塑中國》一書中，先生以社會流動為核心，考察春秋、戰國間的總體社會轉型和文化聚合。

　　究其來源，“華夏”這個稱呼是源自周人自稱。隨著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對東方地域的經略，姬姓周人隨即將“夏”這一名號頒授給其分封的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也樂于接受，“諸夏”“諸華”遂成為他們的代稱和美稱。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過去血緣氏族林立的局面，以“華夏”為主導，在中原及其臨近地區形成各族群混居融合的新局面。西周、春秋時期的一大歷史使命，就是將中原地區的“諸夏”“諸華”與蠻、夷、戎、狄完全融合在華夏族群之中。諸夏或視之為蠻夷的秦、楚二國，也都完成了各自的華夏化。

　　春秋時是將天下的邦國分為“華夏”與戎狄蠻夷兩個類別，兩個類別的區分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從孔子的話可以看出“華夷之辨”的根本區別還在于文化認同。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與其分封的諸侯國即“諸夏”，通過締結宗法與姻親關系，成為當時中國的統治集團。當這些“諸夏”共同體，以分封制為基礎與土著族群逐漸融合后，這個全新的族群共同體，得名為“夏”，得名為“華”，以至“華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華夏先民的區域交融

　　許倬云提到，西周史，也是“華夏”文化認同的形成史。此言一語中的。可以補充的是，在西周之前，或者說有文字資料發現的商周之前，近年的考古發現，也在不斷實證著長江、黃河、淮河各流域，東北、西北、華北、中原、西南、華南等各地區的華夏先民們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圖景。這種互動甚至伴隨中華文明發展的全過程。

　　關注史前考古的師友們應該已經注意到趙賓福等先生提出的“查海時代”。這不僅是依時代為序將目前發現的公元前7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劃分為查海→仰韶→龍山三個較大的發展時段，是運用考古學方法獨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歷史材料，更重要的是，如李新偉先生所注意到的紅山與凌家灘玉器的相似性，提示我們諸文明早期交往的可能與必要性。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鳳和環等均是與凌家灘有密切聯系的器物。或許有觀點認為，這種相似性是獨立發展的結果。李新偉指出，很難讓人相信在沒有任何交流的情況下會達到如此相似的程度。兩地的玉器材質不同，形態也有差異，可見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當時只有社會上層才能掌握的關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運行和以玉器為法器溝通天地的知識。由此可以聯想和在一定程度上明確的，是相隔1000多公里的紅山和凌家灘大墓的墓主們在生前可能進行過互動。

　　無論如何，查海時代的遼河流域，與黃河、長江流域諸文化之間的交往互動情況是很值得注意的話題。最遲至廟底溝時代，已出現“最早的中國文化圈”，她東達海岱，西至甘青，南達江湘，北逾燕山，涵蓋了現代中國的大部地區。廟底溝時代的早期中國長期延續至商周時期，與文獻記載商周王朝的內外服制度吻合，成為戰國秦漢直至現代中國多民族國家、多元一統政治文化的基礎。而這個頗具共性的超級文化圈，正是在中國這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中，各區域文化經過漫長時間交往的結果。

　　透過先生的思緒，我們不僅可以重新審視中華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長繁榮、文化交流融合的復雜進程，還使我們看到以華夏族群為核心的古代中國強大的文化輻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們也由此知道，“華夏”觀念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封閉的觀念，而是一個開放的、充滿自信的、有博大襟懷的、不斷發展的觀念。“華夏”高度的文明與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周邊邦國部族的逐漸融入，不斷給“華夏”注入新的活力。

　　轉型時代民眾的社會身份

　　在《形塑中國》一書中，許倬云從《左傳》《戰國策》《史記》中選取了春秋、戰國間的大約700人，追蹤他們的社會地位變遷。許先生在書中注意到，春秋戰國社會的劇烈變動，導致大量的自由平民開始出現。這關系著國家治理方式與民眾基本生活方式的底定。

　　首先，由于春秋末期貴族之間的沖突，世襲貴族階層事實上基本被摧毀。究竟是誰在國內斗爭中幸存下來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幸存者成為國君；這樣所有前貴族領地的租戶都會發現自己成為國君的租戶。其次，為了鼓勵軍功，列國也常像魏國那樣，向有突出戰功的士兵獎賞肥沃土地和免稅待遇。最后，為了增強國力，各國都非常重視開墾荒地。政府甚至通過設立專門負責開墾荒地的機構來鼓勵墾荒。因此，一定數量的平民也會成為獨立的自由農民。

　　在這種情勢下，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的列國制度革新之后，“編戶齊民”成為當時的政府最終的選擇。通過戶籍方式將全部社會成員的情況進行編錄登記，并據此核定人口、土地和賦役的制度，即被稱作“編戶齊民”。社會成員身份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巨大變革，反映出社會形態的深刻變化。到戰國后期時，社會居民的身份大體上已經由原先的宗族之人變為國家控制下的編戶齊民。正因此，“編戶齊民”成型的戰國時期，也被王夫之稱作“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顧炎武在《日知錄·周末風俗》的總結中提到的“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就與春秋戰國之間人身依附關系的變化有關。

　　通過“分家立戶”“編列名籍”，王朝得以直接掌控人口，顯著提升了國家獲取賦役的能力，奠定古代中國“大一統”的經濟和軍事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戶”及其相應的組織建制，中央政府建立起有效的縱向控制體系，國家對社會基層的治理效能顯著提升。因此，“編戶齊民”有效加強了國家對社會基層的縱向控制，強化了民眾對國家權力的認同。國家實現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從而能夠以更少的官員和成本統轄更大范圍的人口和疆域。“編戶齊民”的實現過程，既是古代中國過渡到傳統社會的轉型史，也是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史。伴隨著秦統一六國與秦漢大一統國家的構建，“編戶齊民”的自由民成為當時社會生產、生活的主體，如許倬云所言：“整個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顯示，中國最主要的生產者就是‘編戶齊民’。”“編戶齊民”恰恰也是《漢代農業》“中國‘以農立國’的道路，就是在漢朝被確定下來了”一說的最佳注腳。

　　三聯新版《許倬云學術著作集》，是許先生70余年學術生涯有關古代中國熔鑄成型的最為精華的部分。尤其是《西周史》《形塑中國》《漢代農業》，分別從政治文化、社會流動、精耕農業三個方面，梳理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復雜歷程，堪稱“古代中國三部曲”。三者皆有英文版，歷經中、西方學術界數十年檢驗，至今依然煥發出歷久彌新的生命力。許倬云以“大歷史”觀，為我們清晰地梳理出歷史發展規律；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中國人乃至全世界應對現代化困境的良方。透過許先生的思緒，我們不僅可以重新審視中華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長繁榮、文化交流融合的復雜進程，還可以看到以華夏族群為核心的古代中國強大的文化輻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先生一生學術所思，凝結成六卷本“著作集”，先生自言并非只做學術研究，而是希望為己為人陳述一個“中國方式的安身立命”，更盼望中國傳統的“個體”與“群體”的緊密關系，亦即“天人”的合一與“群己”的合一，能夠與世界應當走入的途徑，彼此一致，互相啟發。我想，這其中的深刻與關懷，讀者諸君可自行研讀，慢慢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