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樹春深更著花——讀樊樹志先生《重寫晚明史》

　　原標題：老樹春深更著花——讀樊樹志先生《重寫晚明史》

　　樊樹志

　　《重寫晚明史》 樊樹志 著 中華書局2024年出版

　　■ 范金民

　　樊樹志先生于2003年撰作出版了100余萬字的《晚明史》，現今又續寫出版了200多萬言的皇皇巨著《重寫晚明史》，20多年間，持續探討評述晚明70余年的歷史，縱觀明史國際學壇，尚無先例，也別無他例。讀者難以想象，這樣一部篇幅浩繁的力著，竟然出自一位退而不休20來年的耄耋老人之手，沒有動用國家一分科研經費。對此，我們表示誠摯的祝賀的同時，必須表達深深的敬意。

　　樊先生先后出版過《萬歷傳》和《崇禎傳》等頗具學術影響的晚明皇帝傳記，出版過總結晚明歷史的《晚明史（1573—1644年）》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長期馳騁于史學研究尤其是明史研究的著名中國史學家。現在我們捧讀到的《晚明大變局》《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和《王朝的末路》五卷本晚明史巨著，對晚明時期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探討，以醇正而又典雅的文字，形象地展現了晚明波瀾壯闊的社會風貌，清晰地揭示了晚明歷史變遷的特點，標志著晚明史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重寫晚明史》在把握晚明歷史的宏大主題上，開辟境界，迭具創意。在中國斷代史領域，向有晚清大變局、唐宋變革、元明變革之說，樊先生論證結合，理清紛繁復雜的晚明歷史頭緒，敏銳地提出晚明也有大變局，顯示了學術功力和學術眼光。作者認為，晚明雖然政治體制依然故我，但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大變局，表明中國內部正在發生劇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現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晚明時代中國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作者從“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江南市鎮的興盛、市場經濟與早期工業化、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文人結社與言論的新氣象這六個方面的劇變來論述大變局，而且在每個方面都有新的表述，很多方面的論述多是不易之論。全書對重大問題的把握，舉凡首輔之爭、隆萬新政、神宗與張居正的恩怨、萬歷三大征、明末三大案、東林與復社、明廷的撫與剿及戰與和、市鎮經濟的成長和發展、晚明中國在世界全球化經濟中的地位等，堪稱允當，不少評論可謂入木三分。如評“救時宰相”張居正的功過得失，僅引錄時人的三言兩語，說其“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就概括了一代名相張居正的人生特征和社會地位。再如萬歷年間的平定播州叛亂，在明清兩朝改土歸流和中央政府加強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方面有著較大的作用，作者采朱國楨之說而摒棄申時行之說，認為將之視為萬歷一朝的盛事并不過分，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對于嘉靖倭亂的原因和實質，作者在考察了嘉靖大倭寇與朝廷政策、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后指出：“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并非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爭，而是朝廷政策的轉換……‘嘉靖大倭寇’所引起的‘倭患’的實質是海禁與反海禁的斗爭，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朝廷必須放棄海禁政策。”這一結論，點到了問題的實質，富有啟發意義。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問題，是一個研究得相當深入的問題，而又是晚明史的重要內容。作者認為，耶穌會士不僅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而且使中國在經濟上融入世界的同時，在文化上也融入了世界。這后一點，幾乎是此前的相關論著從未提及的。神宗在位48年，近30年晏處深宮不理朝政，既有研究認為其“溺志貨財，也就沒有心思過問朝政”，或者認為是專用“軟熟之人”申時行所致。作者認為，申時行的遷就為神宗的獨斷專行創造了條件，而不是為他的荒怠疏懶提供方便，神宗怠于臨朝的最主要原因是長期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纏身，對于日理萬機感到力不從心。《王朝的末路》篇論道：“關于周延儒之死，無論是被吳昌時所累，還是被陳演所愚，最終處死他的畢竟是皇帝。短短幾年中，皇帝接連處死兩名內閣首輔，絕非尋常。他們固然罪有應得，但是起用他們，而且對他們信任備至的皇帝，難道不應該追責嗎？”這就觸及了問題的根本。

　　《重寫晚明史》有體有要，深得史體。樊先生是明史研究的大家，熟稔史著的體例體裁，閱讀《重寫晚明史》，看得出來，似是采用二十四史官修史書中質量最高的《明史》的寫法，往往大段引錄時人的奏議或說法，而后作透徹的分析，夾敘夾議，寓論于史，從而得出順理成章而又充滿新意的結論。全書文詞練達，詞旨暢明，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不獨具有史識，兼且講運筆之法，文筆優長。全書以敘事方法，流暢的語言，傳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駁陸離的歷史。書中隨處可見賞心悅目、形象生動而又精審到位的文句。如描寫張居正與高拱斗法，穆宗臨危托孤，神宗母子關于國本的對話，神宗、思宗性格的描寫，崇禎朝討論戶科給事中勸廉懲貪奏疏，裁撤驛站，追究會推閣臣之事等，均擇用時人的原話或形神兼備、聲情并茂的對話，讀來栩栩如生，猶如身臨其境。梁啟超說，只有材料而文字欠優的史著，只是粗糙的史學。如《重寫晚明史》這樣可以與古人對話的史書，材料與文筆兼勝，是時下難得能夠讀到的精品。如《王朝的末路》篇描述：“次日，兩袖清風的劉宗周騎著驢子，后面跟著一個仆人，肩扛著包袱，離京南下，景況著實有點凄涼落寞。”原文是“次日，劉公騎一驢，一仆負袱被，出順城門。”又如引錄李長祥《天問閣集》：“朱由檢與閣臣蔣德璟談及周延儒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恨其太使乖！’已經看透了周延儒，‘太使乖’三個字，把先前的‘還是他好’的贊譽，抵消了大半。蔣德璟把這句話透露給周延儒，周延儒道出了內心秘密：‘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然而‘太使乖’并非靈丹妙藥，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樣的敘述，把崇禎年間前后50個大學士輔助皇帝多無好下場這一“伴君如伴虎”的典型刻畫得極為傳神，前后評語又入木三分。更有《王朝的末路》篇所附《讀〈梅村家藏稿〉札記》，對傳主吳偉業寄予了深切同情，寫得回腸蕩氣，令人一唱三嘆。

　　晚明文獻浩如煙海，內容也相當蕪雜，如何取舍頗見功力。《重寫晚明史》著力征引當時人的記錄和官方邸報等，對當事人的文集、日記等尤多發掘和利用，不少文獻如顧鼎臣《顧文康公文集》、江東之《瑞陽阿集》、鐘羽正《崇雅堂集》、陳繼儒《眉公見聞錄》、張國維《撫吳疏草》、項鼎鉉《呼桓日記》、徐肇臺《甲乙記政錄》與《續丙記政錄》、文震孟《文文肅公日記》等，未見或少見前人引用，作者披沙揀金，皆從辛苦中得來，而且注釋規范詳細，了無時下通史類著作輾轉抄襲錯訛迭出的毛病。

　　《重寫晚明史》也非常注意吸收國際學界特別是日本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書中所引的國內外學人的看法，僅就日本學者而言，西島定生、吉川幸次郎、山根幸夫、小野和子、森正夫、濱島敦俊、川勝守、濱下武志、巖見宏、谷口規矩雄、岸本美緒、巖井茂樹等，都是富有代表性的。作者站在學術前沿，及時與國際同行交流對話，容納了海內外一流學者的學術新成就。因而毫無疑問，《重寫晚明史》既是晚明研究的集成之作，也是明史國際學壇的突出貢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