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領略中國式浪漫的經典之作

　　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

　　《詩經（上下冊）》

　　作 者：程俊英 蔣見元 導讀 注譯

　　蔣見元 重訂

　　出 版 社：岳麓書社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出版

　　I S B N：978-7-5538-2059-0

　　定 價：78.00元

　　作者簡介

　　程俊英（1901—1993），中國第一代女教授，著名《詩經》研究專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曾就學于胡適、黃侃、劉師培、陳中凡、胡小石等學者，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并稱五四“四公子”，受到李大釗、黃侃、胡小石等賞識，被鄭振鐸喻為“一朵水仙花”。1961年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主任，1978年后任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程先生從事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七十余年，專精古典文學和文獻學研究，在《詩經》研究方面成果尤豐。主要著作有《詩經漫話》《詩經譯注》《詩經選譯》《詩經注析》《白話詩經》等。

　　蔣見元（1950—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文學碩士，副研究員。1981—1992年任程俊英教授的主要助手，幫助程教授整理出版多部《詩經》《論語》著作。1993—1995年任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1995年至今任教于美國。

　　內容簡介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是周初至春秋間各諸侯國的民間歌謠；《雅》是西周朝廷的正樂，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室宗廟祭祀的樂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其中最早的《周頌》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曹風·下泉》創作于春秋中葉周敬王入成周（前 516）以后。《詩經》產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的北部，為當時周人統治勢力所及的地區。

　　本書以阮元嘉慶刻本《十三經注疏》為底本精校原文，對每首詩進行了詳盡的導讀和準確的注釋，對原文中的生僻字詞加注現代漢語拼音，并以現代韻文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語言對全詩進行了翻譯，全方位為讀者提供閱讀便利，幫助大家比較輕松地走進這部古老的詩歌經典。

　　本書由著名《詩經》研究專家程俊英先生及其弟子蔣見元先生執筆，初版于1994年，問世三十年來改版重印不斷，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本次出版，作者蔣見元先生耗時兩年修訂增補，使得本書內容更加豐富和完善。

　　本書特色

　　底本考究，版本可靠

　　本書以阮元嘉慶刻本《十三經注疏》為底本，參考今人時賢的研究成果，校勘精審。

　　原文+導讀+注音+注釋+譯文

　　每首詩前加詳盡的導讀引領閱讀，生僻字加注音輔助閱讀，注釋簡要精當，譯文準確明暢，無須古文基礎，輕松閱讀無障礙。尤其是全書譯文是用富有韻律的白話詩翻譯《詩經》原詩，既不以辭害義，又能顧到詩的韻律；既能準確表達原詩意思，又能給讀者帶來美的閱讀感受。

　　名家執筆，重新修訂，內容專業嚴謹可靠

　　本書由著名《詩經》研究專家程俊英先生及其弟子蔣見元先生執筆，內容嚴謹可靠，初版問世于1994年，三十年來改版重印不斷，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本次出版，作者蔣見元先生耗時兩年修訂增補，使得本書內容更加豐富和完善。

　　版式新穎，方便閱讀

　　采用左右雙欄文白對照排版，注釋緊隨其后，無須頻繁翻頁，即可一覽原文、譯文與注釋。

　　印刷精美，牢固耐翻

　　鎖線精裝，印制精美，每頁完全攤開，閱讀更加舒適。布面書脊，牢固耐磨耐翻。

　　前言

　　《詩經》作為著名的“十三經”之一，在封建社會中，一直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 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功效。因此，兩千多年來的經師和舊學者們，無論是推究詩旨的，還是講求音義的；無論是考證禮樂的，還是解釋名物的；無論是今文的三家，還是古文的毛詩，無不現出一副正襟危坐的神氣，懷著兢兢業業的心情，將《詩經》的經學納上正統的寶座，以期合乎這樣“莊嚴偉大”的功效。

　　在經學統治時期，其覆蓋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皇帝宣統遜位以前，研究《詩經》的著作幾乎沒有一本能夠脫出經學的畛域。所以我們今天研究《詩經》，首先了解《詩經》經學的情況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三百零五篇。最早的是《周頌》，創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是《曹風·下泉》，在周敬王入成周（前 516）以后，已經是春秋中葉了。《詩經》產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的北部，為當時周人統治勢力所及地區。從漫漫幾百年間流傳下來的，在茫茫幾千里中產生出來的各式各樣的詩歌，是怎樣結集成一本完整的《詩經》的呢？司馬遷《史記》認為孔子刪詩，是《詩經》的編訂者。但經過歷代學者的論辯，這種說法已被否定。詩三百篇的規模在孔子時已經形成，他所做的只是核定這些詩歌的樂譜而已。真正將這部詩歌總集編訂成書的，看來是周王朝的樂官，即《周禮》稱為太師、小師、瞽矇、眂瞭的那班人。《詩經》中有從民間采集來的民歌，也有貴族文人的創作和祭祀燕饗的樂歌，這些都保存于官府，由太師掌管。到了春秋時代，諸侯間交際頻繁，一般外交家為了鍛煉自己的口才，加強外交辭令，常常引用詩歌的句子來表達本國或自己的態度和希望，使其語言含蓄婉轉而且，形成當時上層人物學詩的風氣，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訓練口才的普遍要求下，樂官不斷地加工配樂，逐漸便輯成《詩經》這本教科書。《左傳》中所引的詩，百分之九十五的都見于《詩經》，孔子在《論語》中也一直稱“詩三百”，可見春秋時已有固定的本子了。

　　《詩經》產生之后，對它的研究也就隨之而來。不過當時并沒有經學，因為《詩經》在先秦時期還不是“經”，當時只稱為《詩》，或者《詩三百》。對《詩》的研究還沒有完整的著作，而是散見于各種典籍的片言只語中。盡管這樣，還是能從中區別出不同的類型來。

　　首先是對《詩經》內容和作用的評價。孔子雖然沒有編訂《詩經》，但對它還是很重視的。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引用了《魯頌·》的一句詩來概括《詩經》的思想性。他還對兒子伯魚說：“女（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朱熹解釋說：“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他如此重視學詩，可見對《詩經》評價之高。在孔子看來，《詩經》不但可以作為處世準則，還是訓練語言才能的范本（《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又可以觀察人生和豐富知識（《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雖然沒有把《詩》當成經典，但他提出的《詩經》的種種功效，多超乎文學的意義之外，這無疑是經學的濫觴。但是，同樣作為儒家學者，荀子對《詩經》卻另有看法。他說：“《詩》《書》故而不切。”王先謙《荀子集解》：“《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由此荀子認為“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者，是俗儒，還認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這些說法似乎頗不以《詩經》為然。但也正是荀子，在他的著作中卻大量地引證《詩經》，作為他所論述的觀點的結論或標準。這個矛盾的現象，說明先秦時期《詩經》雖還沒有被奉上崇高的地位，但功用主義的說詩傾向已十分明顯。所謂“斷章取義，予取所求”，正是先秦諸子對《詩經》的態度。

　　還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時期已產生了《詩經》研究的方法論。《孟子·萬章篇》：“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個著名的論點建立了一種極通達的說詩方法。“以意逆志”雖然只是主觀的探索，但確是深入作者內心的好方法，也是理解詩的必需途徑。春秋時，“斷章取義”地說詩的情況很普遍，孟子可能便是對這種現象作出批評和總結，因為“以意逆志”的方法運用過了頭，便會走到“斷章取義”的路上去。《萬章篇》還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是從作者個人的、歷史的、社會的各種關系的探求來理解作品，也是很好的方法。雖然孟子的“知人論世”目的在尚友，不在文學的欣賞與批評，但同他的“以意逆志”一樣，對后世的《詩經》研究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到了秦代，始皇帝焚書坑儒，《詩經》在劫難逃。但是詩歌的流播除了書面之外，還依靠口耳相傳，諷誦不絕，所以一把秦火并沒有把《詩經》燒絕。

　　漢初，傳授《詩經》的學者有三家。魯人申培公傳《魯詩》，在漢文帝時被立為《詩經》博士，用官府的力量，讓讀書人學習。現在《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書中談詩的，多是魯說。齊人轅固生傳《齊詩》，在漢景帝時立為博士。《齊詩》西漢時也立于學官，遺說尚存于《儀禮》《禮記》《易林》《鹽鐵論》《漢書》等典籍中。燕人韓嬰傳《韓詩》，他也是漢文帝時的博士，《韓詩》也列于學官。現存的《韓詩外傳》《文選注》及各種類書所引，多是《韓詩》的學說。以上三家詩用漢時通行的隸書文字寫出，稱為今文。自從三家詩的傳授者立為博士，學說列于學官開始，《詩經》便正式上升到“經”的地位。三家詩也就稱為今文經學。

　　西漢時，又有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于學”。毛公所傳的便是《毛詩》，因為用先秦籀文書寫，所以稱為古文。《毛詩》在漢初雖未能立于學官，屬民間私學，但到西漢末平帝時，由于劉歆的提倡鼓吹，也得立于學官，而且一直傳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毛詩故訓傳》便是毛公所撰。這是現存最早的《毛詩》訓釋著作，是閱讀《詩經》必由的津梁，在《詩經》研究史上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三家詩和《毛詩》并不像其他經典的今古文學派那樣分歧之大。他們所傳的《詩》都是三百零五篇，具體的篇名也都相同。所不同者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卷數不同，三家詩合邶、鄘、衛三國之《風》為一卷，《毛詩》則分而為三。其二是文字上的出入。如《汝墳》“惄如調饑”，《韓詩》作“愵如朝饑”，“惄”與“愵”“調”與“朝”，都是假借字和本字的關系。其三是對詩篇的解釋有部分不同。如《伐檀·毛序》：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魯詩》卻說：“《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 曠，失其嘉會。”我們應該全面參考四家詩，庶幾不為一家之說所蔽。

　　正因為三家詩和《毛詩》并沒有勢同水火的分歧，所以到東漢后期，經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參稽吸收三家學說，今、古文得以合流，將《詩經》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不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這種因循蹈襲的態度，于學術實在毫無益處。鄭玄師事東漢大儒馬融，又受到另一著名學者鄭眾的影響。馬、鄭二位都是古文學家，而鄭玄卻能兼采今、古文，不為舊傳統所囿。他因而遭到“不守家法”“漢學之大賊”的攻訐。但事實是，《鄭箋》既出，三家詩便式微，終于《魯詩》亡于西晉，《齊詩》佚于曹魏，《韓詩》絕于宋，獨有鄭玄箋釋的《毛詩》流傳至今。

　　魏晉南北朝時，政局動蕩，南北分裂，經學出現衰微的局面。魏王肅著書，述《毛詩》而攻鄭玄。同時的王基又駁王肅而申《鄭箋》，東晉孫毓著《毛詩異同評》以申王說，陳統又著《難孫氏毛詩評》以明鄭義。這些爭論袒分左右，互相掊擊，無非門戶之見，不能促進學術的發展。究其實質，大抵都尊崇《毛詩》，而紛紛擾擾，垂數百年，愈見得是無謂的徒費口舌。

　　這段時期對《詩經》研究真正有貢獻的，是三國吳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詩經》中許多詩關于自然界動植物的記載十分豐富，但由于時代變遷，許多名詞已不知所以，陸璣的著作便專為此而作。這本書開《詩經》博物學的先河，“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焉”。

　　隋文帝統一天下，經學也漸歸統一。當時治《詩》的著名學者有劉焯、劉炫等。但隋代國祚短促，經學不及有大發展。唐太宗貞觀年間，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其中《毛詩正義》四十卷，撰寫者除孔氏外，還有齊威、趙乾葉等。他們所依據的底本，即劉焯、劉炫的詩注，可見隋唐兩代《詩經》學源流本自一脈。《毛詩正義》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分別疏解《毛詩》和《鄭箋》，竭力調和二者的歧異，實在無可彌縫的則各述其意。這種注疏，前人批評為“彼此互異”“曲徇注文”。以我們今天的觀點看來，它雖不能厘定是非，但比起專主一家、抹煞他說的做法，畢竟保留了各種學說的完整性，顯得更客觀一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融貫群言，包羅古義”，殆非虛語。《孔疏》既出，《毛詩》的獨尊地位最終得到確立。當時《韓詩》雖存，已無人傳授。自唐至宋，明經取士都以《五經正義》為標準，“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漢武帝獨尊儒術，所立博士尚且分門授徒，各守家法，從未出現過像唐初那樣絕對統一的局面，可見《五經正義》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孔疏》之前，還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便是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其中有《毛詩音義》三卷。陸氏主要目的在考證字音，也兼及字義辨釋和版本同異的考訂，“后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這是可以同《孔疏》相輔助而行的要籍。

　　《毛詩正義》在《詩經》經學領域中統治了三百多年，到宋代終于遇到挑戰。陸游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由此可見，宋代疑古變古的風氣甚盛，在經學領域全面展開了對漢學的批判。至于較早在《詩經》研究上有新的突破的，當推歐陽修的《詩本義》。歐陽修認為：“后之學者，因跡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殘脫之經，倀倀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他將詩旨分為詩人之意、太師之職、圣人之志和經師之業四類，主張論詩當探求“詩人之意”這個根本。為此，他頗不滿于《毛序》，對漢代經師穿鑿附會、曲意遷就等弊端，批評為“怪妄不經”“與詩意不類”。對這種大膽的挑戰，即使同他意見相左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他探求的“本義”盡管未必語語中肯，但是為停滯陳腐的經學界引進一股清新之氣，開一代學風的作用是無可抹煞的。

　　歐陽修之后，疑古思想漸盛。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程大昌《詩論》等紛紛批評《毛序》，提出新解。發 展到朱熹，終于建立起《詩經》宋學的基礎。朱熹的《詩經》研究并非 全部摒棄漢學而另辟蹊徑。比如他依然主張“孔子刪詩”說，依然主張 “風雅正變”說。他的主要著作《詩集傳》在訓詁上與《毛詩》《鄭箋》更不乏沿襲相同之處。他論詩之新意，主要在廢《毛序》不用。他指摘《毛序》之失有二：一是作序者“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于是“傅會書史，依托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后人”。二是作序者“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尤有害于溫柔敦厚之教”。這兩條批判，尤其是第二條，極其切中《毛序》的要害。他那“切于情性之自然”的就詩論詩的標準，便是到今天也還有其合理性。有鑒于此，朱熹提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還風詩民歌的本色，是一大功績。他又提出《國風》中許多篇詩，如《靜女》《桑中》《氓》《將仲子》等為“淫詩”，是另一大功績。現在經常有人提出“淫詩說”來批判朱熹的封建衛道士立場。殊不知在八百多年前的宋代，要求論詩者提出“愛情詩”這樣正確的概念是絕對不可能的。“淫詩說”相對于近乎夢囈的“美刺說”，無疑更接近于詩的實際內容，當然是一種突破和提高。把對象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考察，對朱熹似不應求全責備。

　　朱熹的《詩》學大行，當時雖有堅持漢學的呂祖謙等與之辯駁，但終不能遏止宋學的勢頭。《詩經》漢學至鄭玄而集大成，宋學至朱熹而集大成。鄭、朱二學者都可以說在《詩經》研究史上樹立了里程碑。不過朱熹奠定的疑古思辨的風氣，發展到后來漸漸產生了偏差。他的三傳弟子王柏著《詩疑》，認為《詩經》既經孔子刪定，不該有“淫詩”尚存，主張刪去《野有死麕》等三十二篇。這種想法已經超出了“大膽疑古”的范圍，不但學術上荒誕不經，思想上也反映出一種自以為捍衛道統的走極端的變態心理。如果說“淫詩說”由于歷史原因應予肯定的話，“刪淫詩說”因其歷史原因則是應予否定的。

　　朱熹的《詩》學確立權威地位之后，元、明兩代基本上是剿襲朱說，陳陳相因。元劉瑾作《詩傳通釋》，大旨在于發明《集傳》。他恪守朱學，就好像漢儒務守師傳，唐人“疏不破注”一樣小心謹慎，體現了經學走向保守的傾向。大抵元人的《詩》學著作，都不出此道。至明代永樂年間，胡廣等奉敕撰《五經大全》, 從表象看來似乎是同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一樣的盛舉，但是結果卻大為人訕笑。胡廣等撰《詩經大全》，基本剽竊劉瑾的《詩傳通釋》，而稍加損益。劉書尚存，所以胡書連保存資料的價值都談不上。之所以還能流傳下來，全仗著“奉敕撰”的牌子而已。《詩經》的宋學，至明代已走入末路了。另一些不盲從朱學的人，如季本撰《詩說解頤》，朱謀 撰《詩故》，馮復京撰《六家詩名物疏》，何楷撰《詩經世本古義》，他們或考究訓詁，或發揮古義，或疏解名物，都能引證賅洽，考訂詳明，比宋學末流的空談高論、師心臆解者倒反高出一籌。

　　有明一代真正值得大書的是陳第，他從空疏茍且的學術環境中崛起，獨樹一幟，著《毛詩古音考》，鉤稽群籍，注重實證，提出以古音讀《詩經》的創見，糾正了宋代朱熹以來以今音牽合古音的謬誤。不但他的著作成為求古韻之津梁，而且他的治學方法也開清代樸學之先河。剝極生復，貞下起元，陳第的出現，可視為學術風氣轉變的征兆。

　　到了清代，經學復興。皮錫瑞《經學歷史》評論道：“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發周、孔之蘊，持漢、宋之平。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后，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國朝稽古右文”，隱衷卻為懷柔士人，泯滅反清意識。一般知識分子在文字獄的嚴酷鉗制下，埋首書齋，明哲保身。因此清人的經學有漢人謹慎嚴密的風格，但無宋人大膽思辨的銳氣；學術上取得空前的成果，思想上卻乏可喜的前進。以《詩經》中“淫詩”之辨為例，錢鍾書先生《管錐編》有一段評論：“毛、鄭于《詩》之言懷春、傷春者，依文作解，質直無隱。宋儒張皇其詞，疾厲其色，目為‘淫詩’，雖令人笑來；然固曉得傷個春而知人欲之險者，故傷嚴過正。清儒申漢絀宋，力駁‘淫詩’之說，或謂并非傷春，或謂即是傷春而大異于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傷春；則實亦深惡‘傷春’之非美名，乃曲說遁詞，遂若不曉得傷春為底情事者，更令人笑來矣……故戟手怒目，動輒指曰 ‘淫詩’，宋儒也；搖手閉目，不敢言有‘淫詩’，清儒為漢學者也。同歸于腐而已。”真是入木三分！雖然“同歸于腐”，但是清儒所生活的世界畢竟比宋儒又前進了五百年，學者們卻在迂腐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當然，窮年矻矻的諸多大儒確實給經學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就《詩經》來說，特點有二，一是各研究領域的全方位高水平展開；二是由漢宋兼采而漢學，由漢學而今文漢學的層遞深入。

　　第一方面，在空前廣闊的研究領域中，體現出清儒治學的精深和眼光的敏銳。如輯佚，宋王應麟作《詩考》，輯三家佚詩，篳路藍縷，當為首庸，然而古書散佚，搜采未備。至清代，除了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三家詩外，專門從事于此道的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迮鶴壽《齊詩翼氏學》等。范氏因《詩考》而重加裒益，而詳贍遠過之。迮氏采摭群書，加以詮次，并考證《詩緯》臆改《齊詩》之誤。陳氏綴輯三家遺說，殊為完備；并敘各家之傳授，另為敘錄，使學者于其源流興亡了然可曉。在這些書的基礎上，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出。王氏是今文學家，在評論三家與毛的得失時難免有些左袒。但從材料的完整來看，可說是搜羅殆盡，蔚為大觀。如校勘，對《詩經》異文的校訂，始于王應麟《詩考》所附的詩異字異義，迄清代而此風大熾。阮元《毛詩校勘記》自不必說，其他從戴震《毛鄭詩考正》起，尚有段玉裁《詩經小學》、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李富孫《詩經異文釋》、陳喬樅《四家詩異文考》、羅振玉《毛鄭詩斠議》等等。學者們本其精湛的小學研究，初則從事毛、鄭詩的校勘，繼則本其三家詩輯佚的結果，進而為四家詩異文的校勘，都取得很好的成績。如名物研究，姚炳《詩識名解》、毛奇齡《續詩傳鳥名》、朱右曾《詩地理征》、焦循《毛詩陸璣疏考證》，都是賡續前人的步武而有所深入。而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李超孫《詩氏族考》，更是開墾了前人尚未涉足的處女地。如音韻，陳第得風氣于先，顧炎武《詩本音》繼踵其后。接著孔廣森《詩聲類》、苗夔《毛詩韻訂》、夏炘《詩經廿二部古音表集說》等不斷涌現，直至江有誥《詩經韻讀》，結合考古與審音兩種方法，列古音為廿一部，被段玉裁譽為“精深邃密”。清人發現了古音的本質，以《詩經》為依據，推闡古音韻部，而且越出越精。這方面的成果至大至巨，其意義遠遠超出《詩經》本身的研究，推而及于整個經學乃至整個先秦典籍的研究。

　　第二方面，就清代《詩經》學經歷的三個階段來說，首先是攻擊朱學，以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毛奇齡《毛詩寫官記》《白鷺洲主客說詩》等為主。陳氏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被稱為“古義彬彬”者。但是在《簡兮》“西方美人”和《潛》“捕魚之器”兩條下忽然大談佛教，可見要真正“稽古”也不是一件易事。毛氏則力攻朱熹“淫詩”之說，有時言詞近于激烈。這時候的論辯確有矯枉過正的傾向，但如皮錫瑞所言，“雖由門戶之見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別觀之，諒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其次是發揚《毛詩》。其間胡承珙《毛詩后箋》、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三書，是其中佼佼者，反映了《毛詩》研究的最高水平。胡氏專宗毛義，凡是《鄭箋》與《毛詩》不同之處，他一定返求諸本經，博稽其他典籍，以證毛義之精確。《后箋》的特點是廣征博引，推論細密，較陳啟源更為有力。但他胸中尊毛的成見已定，有時難免強經合己，顯得武斷。陳奐《詩毛氏傳疏》是解釋《毛詩》最完整的著作，且對《毛詩》極為推崇，其云“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不僅對自己學說的嚴謹十分自信，而且對恪守一家的缺陷，分明也已意識到，卻又不肯改。這種治學的態度在清代經學家中是很典型的。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否則以他們精湛的學問，倘能把眼光放得客觀一些，必然取得更大的成績。馬瑞辰的《通釋》又是另一種風格。他不專宗毛，也不專宗鄭，經常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他的主要方法是依據《說文》推求本字本義，憑借聲音通轉尋找假借關系，得出的結論新穎可喜。但有時刻意求新，難免失之穿鑿。經過胡、陳、馬三位學者的努力，可說是將《毛詩》研究推到了高峰。最后一步，清儒由毛、鄭之學導源而上，追論三家詩說。如魏源《詩古微》、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都是拿三家遺說來否定《毛詩》的。經學發展到這一步，一切門徑全部恢復洞開，真有極盛難繼之感。不過今、古文《詩》學之爭，兩千年來沒有結論，清代今文學家再度奮起，結果還是沒有定讞。

　　在這個漢宋、今古學派前推后擁的潮流之外，還超然站著三位學者：撰《詩經通論》的姚際恒、作《詩經原始》的方玉潤和寫《讀風偶識》的崔述。姚、方之學一脈相承，不依傍《毛詩》, 也不附和《集傳》，而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崔述作《讀風偶識》，“于《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從他們的話中，可以看到朱熹那種大膽疑古、就詩論詩精神的復蘇，這在清代經學家中已經是非常可貴的了。何況他們所吸收的只是“朱子之意”，對“朱子之言”并不盲從，采納合理的精神內核而揚棄有瑕疵的外殼，所以他們的三本著作在眾多大學者的皇皇巨制中得以異軍突起；而且隨著時代的前進，越來越顯示出超乎前人的價值來。

　　清朝滅亡之后，四書五經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隨之失去其經典的地位，經學的發展也就到此為止了。在此之后對這些典籍的研究，無論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是不能將它們當作經學了。在《詩經》研究領域中，王國維、聞一多、郭沫若、于省吾等都開始運用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做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成績，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局面。直到今天，《詩經》還是得到眾多學者的研究，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充滿了神秘性和藝術魅力。

　　此書的撰寫，有勞研究生白寅、朱繼忠兩位同志努力協助，一并志謝。

　　程俊英 蔣見元

　　書影

　　△《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詩經（上下冊）》

　　岳麓書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