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秦漢時期甘肅的藝術成就

　　原標題：【溯源甘肅】

　　秦漢時期甘肅的藝術成就

　　漢墓磚畫宴居圖

　　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的彩繪木舞蹈俑

　　甘肅省博物館藏的漢漆耳杯

　　武威漢墓出土的彩繪木馬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漢墓群出土屬東漢時期的“青銅舞蹈人”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絹底平繡人物

　　秦漢時期甘肅地區有著地方色彩濃郁的音樂舞蹈藝術，還有品類繁多的繪畫，許多成果萬世流芳，澤溉后學，為地方歷史文化平添了幾分光彩。

　　亦夏亦夷的古樂

　　秦漢時期，國家部門仍有樂府采風的傳統，能將民間新鮮活潑的音樂、舞蹈及時地采集起來，同專業樂師的技巧相結合，加上活潑的多民族樂舞，使甘肅的樂舞藝術呈現出亦夏亦夷、異彩紛呈的特點。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包括甘肅東南部今隴南、天水市的“真秦之聲”，還是“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的俚俗狀態。就是擊瓦器、彈秦箏，拍著大腿，咿咿呀呀地唱歌。

　　缶，其形“如足盆”，按《舊唐書》的記載，它本是“古西戎之樂，秦俗應而用之。”就是說，秦人從西戎那里引進了缶，并將它廣泛地應用到各種演奏場合。秦國社會上層在以擊缶彈箏為樂的基礎上，又引進了東方的《鄭》《衛》《桑間》《昭》（一作《韶》）《虞》《武》《象》等較高水平的“異國之樂”。然而，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卻又失去了秦的聲樂本色。漢朝音樂家就較好地解決了隴上民族樂同中原音樂交融的問題。如漢的軍樂《鼓角橫吹曲》，就是在此前周代鼓舞士氣所用鼖（fén）鼓的基礎上，又配之以從胡人那里引進的雙角橫笛，使胡樂融入中原傳統的軍樂演奏，漢胡樂和諧地搭配，得到各族將士的喜愛。從“秦聲”到接受中原樂，再進一步吸收胡樂，相互配合，甘肅音樂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改進和提升。

　　據載，張騫出使西域，將西域的橫吹技法帶到漢朝，但當時能演奏的只有《摩訶兜勒》一曲。隴西音樂家李延年據此創作了28首新聲，皇帝將其配做武樂。東漢和帝（89年-105年）時賜給邊將，規定凡帶兵萬人的大將軍都能得到一部。除了軍中，在一般場合演奏，則只用其中的《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等10首曲。這部樂既有西域的樂器，又從《隴頭》等曲名上可以看出它吸收了隴右的音樂成分，是西域音樂、隴右音樂和中原音樂的有機結合和融會，因而更具有廣地域、多民族的特點。

　　漢代活動于今甘肅、青海一帶的羌同漢人的樂舞交流，已經達到難分彼此的程度。再以笛為例。漢代大學者馬融《笛賦》序認定“笛生乎大漢”。他寫道：“近世雙笛（雙管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易》京君明（易學家京房，字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大意是說，笛子是漢人發明的。近世羌中盛行雙管笛。吹起來像龍吟水中，很好聽。《易》學家京房兼通音律，他將漢笛的四孔增為五孔，比傳統七孔笛后出，完成了所謂五音笛。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漢笛七孔；羌笛三孔。段玉裁注：“漢時長笛五孔甚明，云七孔者，禮家說古笛也。”是說華夏族的七孔笛在漢初就失傳了，羌族盛行三孔笛，后來，漢族“庶士”即民間藝人丘仲又從羌人那里學會了笛子的制法，并制成四孔笛，易學家兼音樂家京房在丘仲的基礎上加了一孔，將四孔笛變成傳播至今的五孔笛。

　　一桿小小的笛子，竟然也凝聚和體現出多民族共創華夏音樂的史實。

　　舞蹈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周朝的五行舞改名為“五行”。秦的角抵、俳優也是綜合性的娛樂形式，其中的俳優，舞蹈成分則更多。漢代有雅舞，有俗舞。雅舞多用于祭祀；俗舞來自民間，包括袖舞（執長袖而舞）、巾舞（執巾而舞）、盤鼓舞（在盤、鼓之上或之間跳躍舞蹈）、拂舞（執拂塵而舞）、鐸舞（執鐸而舞）、鞞舞（執扁鼓而舞）、建鼓舞（擊建鼓而舞），還有龍馬舞、魚舞、桂樹引鳳凰舞等，“百戲”中的魚龍漫衍（戴面具、披假形而舞）等也被納入舞蹈節目，它實際是一種集舞蹈、歌唱及雜技、魔術于一體的表演形式。漢代還盛行從西域傳入的“胡舞”。所有這些舞蹈盛行于京師、皇宮，隴右只出現在貴族、富戶之家和官府，但畢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和流行著。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現藏甘肅省博物館的兩件彩繪木舞蹈俑，其中一件寬4.9厘米，厚3.5厘米，高26.7厘米。木俑梳高髻，著長袍，身體向右傾斜，左臂置于胸前，右臂舉起，頭微側，作舞蹈狀。另一件木俑底寬5.4厘米，高14.5厘米，削制而成。以黑、紅兩色繪五官和衣領等。木俑挽高髻，穿袍服。左臂撫胸，右臂向前上舉起，身子傾斜，作舞蹈狀。它們和同一地點出土的漆樽舞蹈畫一樣，都是現實生活中官僚貴族富戶舞伎的藝術再現。

　　秦漢時期甘肅地區是多民族聚居區，各族民間的舞蹈雖較粗獷，但其多姿多彩，粗中有細則不容置疑。

　　繪畫藝術

　　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繪畫，從載體或材質上大致可以分為墓葬壁畫、磚石畫、銅器畫、陶器畫、漆器畫、木板畫及紡織物畫等。

　　甘肅發現的許多漢墓中有壁畫。如1956年發掘清理的酒泉下河清一號東漢墓為磚筑三室墓，雙層磚砌成。前室四壁砌彩繪磚57塊，照墻砌彩繪磚7塊。畫有“羽人”“舞人”“弛牛”“翼龍”“行虎”等。墻北邊羽人展翅飛行，頭發飄在腦后，著短褲，赤足，周圍有云彩。“舞人”嵌在照墻正中。頭發直豎，雙手捧一物，下部有云紋。“馳牛”嵌在照墻南邊，四蹄騰空，似在飛奔。“翼龍”畫在照墻下部南端，呈在云中昂首，兩翼向后，后尾高翹，急速行走之勢。“行虎”也畫在照墻下部南端，昂首舉尾，行于云中，很有生氣。前室磚畫，南、北兩壁分6層，每層8塊，由上而下。第1層和第2層繪飛禽走獸，第3層繪樹木、人物，第4層繪人物、帷幔，第5層繪樹木、人物、走獸，第6層繪帷幔、人物和動物。東、西壁第1層與南壁相同，繪飛禽走獸，第2層繪有農人背樹而立，頭戴圓帽，著長衣，腰束帶，持物勞作。畫中有長嘴、長尾、紅眼眶的飛鳥；有姿態雄健的大象；有在云中奔馳的麒麟；有頭戴圓帽、身著長衣，手持長竿捕鳥的撲禽人；有身中三矢的一只野豬在拼命地逃跑。有一女子著紅衣紅裙，身后置一長竿，竿頭挑一燈籠；有一男子身著紅色長衣，面向樹枝，雙手挽弓；有二女子跪在灶前，雙目注視灶門，右手扶灶臺，像做炊事。又有一獵人騎馬上，挽弓射箭，動作十分夸張，兩臂幾乎要拉成直線，壁畫中還有隱約可見的彩繪動物及宴飲畫面。繪彩用黑、白、朱砂、粉黃、赭石（土紅）等，極富藝術研究價值。

　　這些壁畫一圖一個內容，各有寓意，互不連貫，但都蘊含著美好的精神寄托。在創作方式上，作者將現實世界同神異境界相結合，亦真亦幻，以表達主人對死者靈魂的美好祝愿與祈福。線條簡練、流暢、粗獷、古拙，是民間藝人的精心之作。甘肅各地的秦漢墓壁畫大都是這樣的內容和風格。

　　磚石摩崖畫。1974年，在酒泉上壩鄉石廟子灘、五壩河出土漢代彩繪磚畫，上有“犁地”“射獵”“煮肉”“仕子”等圖像。1987年，文物工作者從天水市甘谷縣收集到三塊漢代模印磚，現藏天水市博物館。一塊是狩獵紋模印磚。長方形。磚面上下分四欄，各欄排列整齊，內容相同，為山澗狩獵題材。山谷間刻出獵人、奔馬、猛虎、野豬、羚羊、鹿和飛燕等。整個圖像以四方連續形式展開，是較典型的漢代構圖方式。一塊是青龍紋模印方磚。磚上沿刻二花瓣，右邊和底邊是鋸齒紋裝飾。磚面中間模印一青龍，昂首騰空，首似馬，尾似蛇，頭長兩長角，張口露齒吐舌，脊有二長須，四爪伸張，尾上卷成S形。青龍上方有一燕，下方飾三個柿蒂紋。一塊是瑞獸模印方磚。磚上沿為鋸齒紋，格線將磚面分為大小不等的六個區間，分別飾朱雀、羚羊、蟾蜍、青龍、鹿、人物等形象。有的是完形，有的為半露，生動活潑，古色古香，是已見這一時期甘肅磚畫的代表作。

　　甘肅的漢代摩崖壁畫以成縣魚竅峽《西狹頌》正文前的《五瑞圖》最有名，該石頌文前刻有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甘露等五種祥瑞物。布局緊湊，刀法古樸，形象具有表意性，反映了人們對武都太守李翕任官為政的贊美，是對《西狹頌》文字部分的有機補充。它和《西狹頌》書法一樣，都是這一時期流傳至今的極為罕見的藝術珍品。

　　秦漢天水郡、武都郡都盛產大漆，鄰近的蜀郡也是漆和漆器的產地，因而這里漆器和漆畫很流行。出土文物所見的漆畫素材主要是動物、人物、幾何紋飾、自然景象等。漆畫家根據漆器的造型和大小，經過巧妙的設計，將上述紋樣恰到好處地安置到器物的特定部位，大大提高了器物的美感和藝術價值。

　　秦漢時期甘肅地區漆器裝飾上的動物紋樣既有神話類動物紋，如龍紋、鳳紋、仙鶴紋、麒麟紋等，也有現實社會的馬、牛、羊等形象。各種動物畫線條交錯，縈回繚繞，變化多樣，豐富多彩。如武威磨嘴子62號漢墓出土的彩繪夾胎漆耳杯，其腹外四側分別繪以四對朱漆鳳鳥紋，四周則填勾曲線紋作輔助裝飾，耳杯上的鳳鳥被簡化，整個造型呈“S”形曲線，極具動態、氣勢、神秘與虛玄之感。

　　漆器人物畫有羽人、舞人等。圖畫多用粗線勾勒，靈動傳神，色彩簡單明快，賦性若神若人，給人以很大的思索想象空間。如甘肅武威磨嘴子48號漢墓出土的車馬舞蹈漆樽，木胎徑約20厘米，腹部殘留銅獸面鋪首兩個，朱漆底，黑漆繪垂帳紋及車馬出行和舞蹈等兩組畫。舞蹈畫上有三個束腰窄袖，體型矯健的男子在旋轉起舞。畫家只用寥寥幾筆，就勾勒出強烈的動感美；旁繪幾團云紋，又平添了空靈的氣氛。這幅漆畫的構圖技法、人物安排及對其神韻的刻畫，都達到了漢代漆畫的高水平。

　　這一時期漆器上的幾何紋畫，主要有菱形紋、三角紋、圓圈紋、平行線紋等。如武威磨嘴子4號漢墓出土的漆缽，其腹、底部交接處繪二方連續菱格紋，菱格內填圓圈紋和渦漩紋，口內次要部位則繪幾何平行線紋。

　　自然景象紋主要為云氣紋、卷云紋、波折紋等。云態氣韻，有聚有散，舒卷自然，變動不居，一氣呵成，具有很強的運動感。如成縣西漢墓地出土的漆樽、碗、盤、耳杯等，其圖案上就是以勾連云氣紋為主。而出土于武威磨嘴子4號漢墓的彩繪銅扣獸紋漆缽，腹部靠近缽口部位，也以流云紋組成帶狀，整體圖案奔放靈動又有規矩，表現出華美莊嚴的藝術效果。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木板畫，長37.6厘米，寬12.2厘米。白粉敷底，紅、黑雙彩，有相對而立的主、婢二人。黑色發髻，紅色交領寬袖深衣，均用墨線勾勒輪廓。右側還繪有一棵樹。線條流暢，形象生動。武威磨嘴子漢墓還出土了一件木板飼豬圖，長36.3厘米，寬8.1厘米，厚1.1厘米。左側墨繪穿寬袖深衣之人，高髻，右手前伸，似欲喂食，右側墨繪豬一頭，拱嘴翹尾，并用墨線繪出豬鬃，同樣顯得線條流暢生動。

　　武威磨嘴子72號漢墓出土一塊絹底刺繡人物圖，上繪吏人，頭戴尖頂幘，身穿窄袖緊身衣。1972年武威磨嘴子4號墓、23號墓和25號墓共出土了三件蓋在棺板上的絲織銘旌，上面繪有日月蟾蜍圖像，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玉兔。武威磨嘴子一號墓出土廣山錦三塊。織法及顏色相同，是墓主人的覆面及覆蓋物。棕色底，黃、褐、白三色顯花。在變體云紋之間，織有青龍、白虎，作相對奔走狀。在龍、虎紋中間織“廣”“山”二字。此外，還有織錦衣領邊飾帶一條，為上衣領口邊飾。黃地，淡黃、褐、橘黃、石藍顯花，斜經組織。上下間以長方格對稱隔離，內用淡黃、褐色織出龍虎等圖案，中間夾織橘黃、石藍色間隔的長形條帶。這些文物都是甘肅紡織畫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