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甘肅貿易

　　原標題：【溯源甘肅】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甘肅貿易

前涼政權鑄造的“涼造新泉”錢

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磚畫宴居圖

　　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無休止的戰亂災荒中，商品經濟受到很大影響。與此同時，甘肅各割據政權都急欲通過關稅征收，充實國庫；獲得遠方物產特別是奢侈品以供統治者享用，因而采取鼓勵通商的政策。于是富商大賈周遍天下，各類貿易，包括絲綢之路貿易，各政權之間的貿易以及各地方性貿易方興未艾，有時還呈現出相當活躍的景象。這一時代，甘肅的商品貿易絕不落后于中原內地。

　　“絲綢之路”的發展和朝貢貿易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即今新疆各民族政權經過東漢以來的互相兼并，益趨減少。漢時西域三十六國，后分為五十余國，三國時兼并成二十國，到北魏太武帝太延時（435年—440年），又只有十六國。它們對內地政權“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絲綢之路也有新的發展。據《三國志·魏書》記載，三國時絲綢之路有三條，具體是：

　　從玉門關西出，經若羌轉西，越蔥嶺（帕米爾高原），經縣度（在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西南），入大月氏（位于今阿姆河一帶），為南道。

　　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在今新疆羅布泊東）北頭，經居盧倉（在今新疆羅布泊北岸鐵板河北），從沙西井轉甘肅，過龍堆（在今新疆羅布泊和甘肅敦煌市古玉門關之間），到古樓蘭（在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孔雀河北岸），轉西詣龜茲（治所在今新疆庫車縣東），至蔥嶺，為中道。

　　從玉門關甘肅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今甘肅瓜州縣）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中亞、西亞等地的使臣、商人，就是通過這三條道路，進入玉門關，經河西、隴右而與中原內地進行政治聯系和經濟文化交流。西域使臣或商人入玉門關后，當地政府有一套嚴密的接待管理制度。如倉慈為敦煌太守時，鼓勵中西通商，西域商人“欲之洛（陽）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現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道路”。（《三國志·倉慈傳》）這是說，當時一部分西域商人在河西市場上就近交易后就返回，一部分經河隴深入內地直至京師洛陽，只要胡商在當地辦理“過所”即通行證，就可以放行，并在貿易后由官府派人護送出境。

　　北魏“不設科禁，買賣任情”。（《魏書·韓麒麟傳附顯宗傳》）就是不設禁令，放開交易渠道。魏孝明帝正光時（520年—525年），由于水旱兵荒，國家糧儲缺乏，停止給百官發酒，但對遠蕃使客，照例供給，“不在斷限”。這是鼓勵通商，照顧遠使客商的一個例證。正是在這類照顧下，絲綢之路在北魏時又有新的發展，據《北史·西域傳》記載：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兩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沙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帕米爾高原），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中亞古國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中亞古國名），為一道焉。

　　史書上累代不絕地詳載絲綢之路的走向及其變化情況，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亂，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仍在進行并有發展。戰亂只能暫時地阻止交通，卻不能徹底堵塞甘肅與中原、西域經濟文化的聯系。前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西域，稱揚苻堅的威德，并以彩繒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余國，包括大宛、康居、鄯善、車師、天竺、于闐等。“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鬛，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余種。”（《晉書·苻堅載記上》）文中“鳳膺麟身”，是形容大宛獻的“千里駒”，胸膛像鳳凰的一樣圓潤，體格像麒麟般美好。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見苻堅，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因請年年貢獻。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只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晉書·苻堅載記下》）

　　甘肅各割據政權與內地的朝貢貿易一如前代，從未間斷。見於記載的，如前涼張軌向晉王朝“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張軌子張寔向晉朝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晉書·張軌傳》）北涼沮渠蒙遜玄始十三年（423年）二月，北涼王沮渠蒙遜遣使進貢於南朝劉宋政權。四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北魏，貢黃金2斤。西秦乞伏熾磐建弘八年（427年）八月，西秦奉貢於北魏。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十二月，北涼王沮渠蒙遜遣使向宋進貢。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十一月，沮渠牧犍遣使向北魏朝貢。仇池氐帥楊難當自稱大秦王，如天子之儀，也貢奉於劉宋、北魏不絕。北涼沮渠牧犍永和五年（437年），北涼遣使向北魏、劉宋獻方物、圖書。（《十六國春秋輯補·北涼錄三》）

　　當時，經甘肅與中原進行貢賜貿易的中亞、西亞等地的民族國家，主要有蠕蠕、突厥、嚈噠、大月氏、康國、粟特等。北魏秦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州區）刺史元琛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稱“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都有名字。他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甌檠盤盒各百余口，自余酒器，有水晶缽，瑪璃杯，琉璃碗，赤玉數十枚，做工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洛陽伽藍記》卷4）建都於今甘肅成縣的仇池國，則利用山上咸泉，汲以煮鹽，用于交換。活動於今甘青等地的吐谷渾，“國無常稅，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北史·吐谷渾傳》）可知其國商人及其資本很雄厚。吐谷渾統治者同樣采取既向南朝也向北朝通貢的政策，一直延續到北周末。

　　甘肅各政權之間的貿易

　　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作為多民族聚居區，民族經濟的多樣性，割據政權、各族上層對奢侈品、辦公用品、軍需品需求的急迫性和持久性，都促進甘肅各政權之間的貿易。

　　各民族政權之間的物資流通有單向的進貢。如前涼張茂向前趙劉曜獻馬1500匹、牛3000頭、羊10萬只、黃金380斤、銀700斤，諸珍寶、珠玉、方物、美貨不可勝數，（《十六國春秋輯補·前趙錄》）是一次數額很大的進貢。后涼呂光太安二年（387年），龜茲國向后涼獻寶貨奇珍、汗血馬。西秦乞伏熾磐建弘四年（422年），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向魏貢黃金200斤。（《十六國春秋輯補·西秦錄》）有純粹的物資交換，如呂光遣使到于闐市六璽玉。前涼張軌，后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等，都曾在高昌設立太守，故當時高昌與涼州各政權的貿易很頻繁。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546年），西域商賈到河西進行交易，當時韓褒為西涼州（今甘肅張掖市）刺史，商貨到來，他先讓當地較貧窮的人買賣。“于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北史·韓褒傳》）交易而能使“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可見其規模之大和效益之高。

　　朝貢貿易主要在官府進行。而甘肅各政權與民間的貿易，各族民眾間的貿易，則主要在市場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的市場，按規模可分為三類：一是農村集市（民族貿易區又有邊市），各族農牧民，小商販用糧食、皮毛、牲畜、農具等農副手工產品到集市換取生產、生活用品，是邊郡集市貿易的主要內容。史載突厥土門統治時期，部落稍盛，開始到塞上來購繒絮，這一購物活動就是在“邊市”進行。二是遍布于各州、郡、縣治所的“城市”。它既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各族人民進行商業活動的重要場所，在這里進行交易的，有當地各族農牧民，手工業者，也有從遠方招致的商賈。曹魏明帝太和時（227年—233年），西域胡人進貢或貿易來到敦煌，經常受到豪族的控制。豪族與胡人交易，又多欺詐侵侮，不得公平，胡人怨氣很大。如前所述，倉慈作敦煌太守后，對胡商多加慰勞。官定平價，又先拿官府現物與其交易，還“使吏民護送道路”（《三國志·魏志·倉慈傳》）得到當地民眾和胡商的一致好評。三是商業都會。指商業十分繁榮的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貿易城市。魏晉十六國北朝，甘肅的商業都會主要集中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涼州、敦煌等城市。在這些商業都會中，經常聚集著很多各國、各地、各族的商人。

　　貨幣經濟不振及商業貿易的歷史作用

　　魏晉以來，甘肅同中原內地一樣，世族地主莊園制生產占支配地位，商品經濟大大萎縮，以至有些地方“錢貨無所周流”，即貨幣派不上用場。魏文帝甚至下令：“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就是廢止貨幣，實行物物交換。但貨幣的流通有其本身的規律，決不是帝王的詔令所能完全禁絕。當時甘肅用錢時斷時續。嘉峪關魏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64枚銅錢，其中包括半兩錢、五銖錢、剪邊五銖錢、環錢、貨泉、剪邊貨泉、大泉五十等幣種。（《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酒泉十六國墓隨葬物中，也有63枚銅幣，其中有半兩錢、貨泉、大泉五十、五銖、小五銖等種類。（《酒泉十六國墓壁畫》）這些貨幣雖然大都是漢代鑄造，但魏晉時期肯定仍然發揮著價值尺度、貯藏和支付等職能，否則，還隨葬干什么。《晉書·張軌傳》記載：晉愍帝時（313年—316年），太府參軍索輔對張軌說：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武帝泰始年（265年—274年），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

　　這是說，貨幣的使用是歷史的一種進步。廢錢不用問題很多，應該恢復用五銖錢。張軌采納他的意見，以麻布為基準發行貨幣，錢遂大行，人賴其利。一些域外貨幣也在甘肅市場流通，如波斯銀幣，拜占庭金幣等，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甘肅商業活動的興盛。

　　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主要的商品范圍，一是馬、牛、羊等牲畜和珍禽異獸；二是金、骨、漆、玉、瑪瑙、琉璃、水晶等寶貨奇珍；三是錦組繒紈，絹帛金氈、藥材等土特產；四是書籍、經典；五是民間生產、生活用品，如銅鐵竹木石農具用具、谷物、布帛、毛皮、氈毯、裘褐等，其中除第五項外，大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所需的奢侈品、文化品和軍用品。就是說，這類商業活動對于農、牧、手工業等及民眾生活關系不大。各族統治者用來交換的商品，除一部分由官府手工作坊、工場或牧場生產外，大都是以賦稅形式向民間征來。因此，這類商業活動愈發達，統治者用以交換的絹帛等土特產需求量就愈大，加在各族勞動者頭上的賦稅就愈重，其對社會生產和廣大勞動者造成的困難也就愈多。從實際情況看，甘肅山高路險，關河重阻，交通不便，無論是河隴與西域，還是甘肅與內地的貿易，都有一個運輸困難的問題。因此，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貿易，其整體規模都不是很大。只是戰亂、交通不便并沒有阻斷“絲路”貿易，這些為數不多規模不大的民族、民間貿易，在民眾生活，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